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什么原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内涵及现实价值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哲学化的命题已经成为生活化的命题，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什么是具体问题？又如何具体分析？认真研究起来，这个命题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领导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现在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取得的各个方面成就，离不开一点，那就是始终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科学原则。 (一)“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是列宁在其丰富的革命实践中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的。1914年2-5月，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就已经比较明确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191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罗莎·罗森堡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的文章，署名尤尼乌斯。在这篇文章中，尤尼乌斯认为，当时欧洲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今后再也不会有民族之间的战争了。列宁对于罗森堡的观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尤尼乌斯的错误在于，“夸大了这个真理，离开了必须具体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把对这场战争的估计搬到了帝国主义可能发生的一切战争上去，忘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列宁这里已经有了“具体分析”的要求。紧接着，列宁又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独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之后，列宁对尤尼乌斯的另一个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对付入侵的最好手段，列宁认为，这只是运用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一般，他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一步之后，马上又偏离了这条道路。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季诺维也夫在其写于1924-1925年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中把这句话完全是用黑体字标示出来的。列宁在提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后，运用这一方法分析了尤尼乌斯在阶级斗争这个观点上的错讹之处。列宁认为，说阶级斗争是对付入侵的最好手段，这无论是对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或对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正确的。“正因为这对任何阶级压迫来说都是正确的，所以这太一般化，因而用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场合就不够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只有这种阶级斗争才会使欧洲避免入侵的危险。”列宁在这里的分析不仅深刻，而且富有说服力。 在之后的革命岁月中，列宁在实践中不断阐述和运用这一方法。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一夜之间消失了；很快，俄国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后又发生七月事变；三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这一个接一个出现的历史事变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频繁。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许许多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1918年1月，苏俄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选择：要么接受条件极为苛刻甚至是屈辱的条约，要么继续与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进行战争。1918年1月21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布列斯特和平谈判问题。在会上，列宁报告了他起草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列宁讲到当时的情况是：布尔什维克已经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办法了；旧政府的军队已经被弄得疲惫不堪，他们既不可能击退德军进攻，又可能因为资产阶级的联合把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府推翻；德国和欧洲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当时的具体情况。面临这一情况，怎么办？只能是签订屈辱的条约。列宁指出：“既然具体情况是，为了几个民族(波兰、立陶宛、库尔兰等)的民族自决权遭到侵犯这件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目前受到了威胁，那就很清楚，保存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更高的利益。”之后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说服和讨论，最终在3月3日签订了和约。尽管条约的签订很不幸，但有效捍卫了苏俄政权的生存。以这些事件为基础，列宁在1920年6月撰写的《共产主义》一文中把“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方法论的得出，是经历了无数具体情况作出来的。 (二)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十分强调这一方法。毛泽东多次直接引用过列宁的上述论断。他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就说：“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再次引用了列宁这段话，并指出“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强调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这方面的榜样。毛泽东指出：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国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连接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毛泽东具体解释道：“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毛泽东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论来阐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以及要求。毛泽东在1941年5月19日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正是坚持这一方法，毛泽东不仅领导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且还发展了这一方法论。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入山问樵、入水问渔’，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善于进行交换比较反复，善于把握工作的时度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把握三点：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研究具体问题要看问题发生的时间及延续的时间，产生与变化的地点，以及产生与演化的主要条件；进行交换比较反复，就是相互交换意见，上下左右比较，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把握工作的时度效，抓住工作中出现的时机，做到既不过分超前又不滞后这样一个适度的程度，注重工作的效能、效率和效果。这就大大丰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内涵。 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内涵 作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包含着丰富的内涵。 (一)要搞清楚具体问题的内涵，把握客观真实 从哲学的角度看，所谓具体问题就是事实的总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整体性。要注意的是，客观真实的情况不是简单的孤立的现象，所以不能靠简单地举例来说明，也不能靠罗列现象，必须把握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把握相互联系组成的有机性。列宁强调指出：“应当记住一条原则：在社会科学中(如同在整个科学中一样)，所研究的是大量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情况。”如果只是以个别现象为基础，不是从整体上把握问题，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荒谬的。1917年1月，列宁打算用笔名普·皮留切夫公开出版一本名为《统计学和社会学》的小册子，在这本著作中，列宁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原因，因为无论是公公还是婆婆，都只是列举那些对自身有利的例子，而不是考虑整体性，没有从其他的事实出发考虑问题。列宁接着还指出：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时，不是考察“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不是社会经济的零星部分，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总和”。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不仅考虑其现实，还要考虑它的历史，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发展整体来考察；不仅考察其生产过程，还要考察其流通过程、分配过程等，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整个链条来考察。 从列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论断：第一，具体问题是真实存在的问题，是真问题，不是伪问题，不是道听途说的问题。具体问题是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或者将会发生的问题。第二，具体问题是整体性问题，不是某个孤立的现象，而是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整体性问题。所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引用列宁的话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第三，具体问题是时间性问题，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变化性是具体问题存在的方式。不能一成不变地看待一个问题，不仅要看到一个问题从发生、发展到壮大的过程，还要看到问题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变化以及其中的量变、部分质变和质变。 (二)进行具体分析就是要抓住客观事实 怎么才能把握事实的总和，或者说怎样才能从整体和联系中把握事实呢？抓住三种类型事实：一是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反映某一问题的基本属性；二是最直接、最明显、最聚焦、最为人们广泛认知的事实，这类事实往往反映着人们解决问题的共识；三是最复杂、最缠绕、最深层次的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反映着问题的本质和基础。 第一，聚焦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事实，具体问题解答的方式往往蕴含其中。 列宁在1915年撰写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抓具体问题就要善于抓住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的东西。毛泽东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引用了列宁的这一论断，他说：“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办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商品交换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的经济事实。正是因为这一事实太简单和平凡了，太平凡和普通了，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碰到这一事实时，要么熟视无睹，认为这样一个普通的事实不会有什么理论价值；要么不屑一顾，认为商品这样一个简单的存在背后没有研究的学术价值。马克思则不同，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开篇就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阐明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种矛盾的萌芽：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这个二重性根源于生产商品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个二重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内在矛盾运动，产生了货币，内在矛盾便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外在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货币转化为资本，使劳动力成为商品。以资本和劳动力商品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有着二重性：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这就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科学地揭示出来了。可以说，商品这一极为简单的事实恰恰是揭开资本奥秘的关键事实。 正如毛泽东所言：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这一方法。这就是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列宁在1916年1-6月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充分运用了这一方法。列宁认为，资本主义进入20世纪有一些最为简单、最为普通、最为常见的事实：垄断已经成为基本事实，生产集中产生垄断，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银行业高度集中，“我们在提到‘附属’银行的地方用了着重标记，因为这是最新资本主义集中的最终的特点之一”，“总之，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资本形式都占有优势，意味着金融寡头的统治开始形成；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最终是大国瓜分世界。列宁一再列举出这样一些基本的经济事实。他说：“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从这些事实出发，列宁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已经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抓住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中新出现的最基本、最常见的事实，得出了资本主义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科学论断。 第二，抓住最直接、最明显、最聚焦、最为人们广泛认知的事实。 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已经成为各国工人阶级最直接、最迫切、最共识性的要求，所以，就与恩格斯一起推动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9世纪60年代，国际工人运动开始出现高涨的局面，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的呼声直接开始显现出来，例如1859年各国工人声援伦敦建筑工人罢工，英法工人在1861年反对本国政府干涉美国内战。1863年7月22日，英国工人为了抗议俄国专制政权镇压波兰人民起义，在伦敦举行了声援波兰人民斗争的群众集会，法国工人代表团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结束后，英国工人又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代表团的大会，大会结束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致法国工人书。11月10号，英国工人会议通过了给法国工人的呼吁书。它呼吁召开一个有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代表参加的会议，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10多年前《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角已经开始响彻全世界，建立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已经成为各国无产阶级的共识。马克思积极支持协会的筹建，1864年9月28日，英国工人在伦敦举行工人代表大会，还邀请了法国、德国、意大利工人代表。马克思应邀出席大会，并且被选入主席团。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法国工人的倡议，决定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在几天之内就写出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在《成立宣言》的结尾，马克思再次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 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也是抓住各国工人最直接、最明显、最聚焦、最为人们广泛认知的要求即国际联合，在1889年领导建立了第二国际。到19世纪80年代末，群众性工人运动又开始出现新的高潮，欧美很多国家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各国都涌现出一批有能力和威望的工人运动领袖。一方面，各国工人要求加强彼此团结、共同反对资本家奴役的愿望空前强烈；另一方面，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的组织也在酝酿成立第二国际，试图获得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出于这种最为直接、紧迫的局面，1889年7月14日，在恩格斯的直接指挥下，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专门讨论了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问题，并预定在1890年5月1日举行总罢工。这一天，罢工预期举行。恩格斯在这一天写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42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本身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1848年国际联合还十分微弱，而到1889年已经成为一股巨大的潮流。 在1917年十月革命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列宁抓住各国工人阶级最直接、最明显、最聚焦、最为人们广泛认知的要求即共产党的联合，建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由于机会主义盛行，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从而宣告破产。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列宁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联合十分重视，也相当熟悉。列宁在1919年4月15日写的《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指出：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第二国际是为这个运动在许多国家广泛的大规模的开展准备基础的时代；第三国际接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运动在很多国家开展起来，这一运动的国际联合就成为迫切的任务，所以列宁说：“这种环境是由各地迅速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造成的。这种环境是由劳动群众中间的苏维埃运动造成的，苏维埃运动已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运动了。”于是，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成立。 第三，抓住最复杂、最缠绕、最令人难以捉摸、最深层次的事实。 列宁一生遇到很多的难题。列宁在1917年的“四月提纲”中明确指出：要建立从上到下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而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要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即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反复强调，要学习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精神，要废除常备军，要代之以全民武装。他说：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是使这个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巴黎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所以，十月革命后的半年中，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建立自己的正规军队，只是有彼得格勒赤卫队4000余人，莫斯科3000余人。旧军队被遣散了，新的军队没有。列宁遇到的问题是复杂的，要不要建立常备军？建立的话，与马克思主义要求的废除常备军矛盾吗？列宁在1918年面临国内战争的残酷形势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结合现实，进行具体分析，决定建设一支正规化的人民军队。 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注意两个问题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方法论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是有一些实际要求的。离开了这些要求，具体问题就难以准确把握，科学分析就难以实现。 (一)注意特定的历史条件，在具体历史范围内和历史条件下去把握问题 列宁十分强调具体问题的历史条件。他在1914年2-5月写的《论民族自决权》中十分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这篇文章的第二个标题就是：“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在这里列宁阐述的主要观点包括：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要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研究问题，而不是抽象空洞地去谈论问题。离开了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历史条件以及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把握，对民族问题的分析就会是抽象的、空洞的，甚至是错误的。离开具体历史条件去谈论问题，会带来几个误区：第一，会把问题的边界和条件抽象化、模糊化，使具体问题成为一种超历史的问题，从而使问题难以把握；第二，超越历史条件陷入一种空想，把在未来历史环境中才能解决的问题拿到现在去解决，会造成政策的扭曲。把握具体问题的历史条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把握历史方位。在不同的历史方位上才能真正把握问题的本质。比如，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和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必须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上进行考察，才能把握其内涵。 第二，把握问题的历史进程。要清楚一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发展过来的，经历了哪些阶段，只有把握了这些历史环节，才能弄清楚今天这个问题是怎样的。例如，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用三十年的时间使中国制度成熟定型；之后，江泽民提出，我们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胡锦涛在201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由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等构成；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极大地完善了这一制度体系，包括党的领导这一根本领导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根本思想制度以及三大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一系列重要制度等。 (二)注意去伪存真，注意避免问题失真，抓住真问题 问题失真分三种：一种是基础信息失真，一种是研究性失真，一种是传递失真。 第一，问题的基础信息失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复杂，基础信息的获得、真实性的甄别越来越困难。有的问题的基础数据就是虚假的。有些数据是残缺的，有些数据由于各种原因被扭曲，有些数据没有被统计过。例如进行对某一个城市或者是某一个地区进行企业主体统计，就存在很多困难，有的企业主体下面分二级、三级公司，有的有四级、五级公司，有的有六级、七级公司，有的甚至是八级、九级公司，进行统计十分不容易。 第二，很多真实的情况被诸多的繁杂的理论观点所掩盖。这里又分两种情况：第一，有的观点明显是错误的，但有的学者由于某种政治立场故意进行传播的。第二，有的观点没有真正搞清楚，就被学术界的个别学者以讹传讹地传播，使人们认定是无须证明的“公理”。有的学者对于中央的精神不是全面的掌握，而是进行了片面的解读，导致对中央精神理解出现偏差。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是对我们党发展历程与环境的简要概括，不存在对我们党的性质的判断。但有的学者把这样一个严谨的论断简单化了，并且认为是性质的转变，进而提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从革命党思维转向执政党思维。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不准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也是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政党，不能把两者截然分工，更不能对立起来。因此，对于中央精神，我们要全面正确理解，否则会造成思想上的某种混乱。 第三，问题的信息传递和解读失真。信息传递和解读失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很多的：没有理解信息的真实含义就进行传递；传递的环节太多，信息不断被遗漏和扭曲、添加；为了自身利益，放大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过滤掉不利于自己的信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说法大家耳熟能详，但实际上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要做到，就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问题进行正确、深入的分析；就要善于在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力求对问题有透彻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