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上师的弟子有哪些？能海上师生平著名事迹介绍-超梦电商

能海法师(1886-1967)，俗名龚缉熙，四川绵竹县人。早年弃商从戎，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川北清乡司令，北京将军府顾问。1925年出家为僧，两度入藏求法，尽得西藏康萨上师真传。他高瞻远瞩，爱国爱教，在沟通汉藏佛教文化和彭县起义、和平解放西藏等方面有积极贡献。生前作为和平使者，曾随郭沫若、宋庆龄两度出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能海法师坐像

一、从戎效国，培育军界将才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腊月二十二，龚辑熙生于绵竹县汉王场一个普通家庭。幼时就学于私塾，读书期间，留心国家大事，小小年纪便立志寻觅救国之道。父亲龚常一曾在成都经营古董业，后来全家迁住绵竹县城。龚常一以小商贩为业，所得勉强维持一家生活。十岁时，父亲便把龚辑熙送到绸缎铺去当学徒。父亲去世后，龚辑熙只得依靠年长10岁的姐姐为生。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4岁的龚辑熙在“戊戌变法、志士被害，举国震动”的大变革中，体会到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毅然离开家乡，入成都北门大街“恒升通”钟姓绸缎铺为学徒，与少东家钟体乾、钟体道交好。东家喜欢他敏慧好学，“令其随私塾师学，亦受器重。数年，遂通诸子。又自博览新出书刊，爱国热忱，与日俱增”。1900年庚子之乱爆发后，国家政局腐败、外敌侵略、民不聊生。龚辑熙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弃商从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速成班，与刘湘等为同学。

戊戌变法六君子

在校期间，龚辑熙刻苦攻读，成绩优异。1907年毕业后，就被派赴康定张蓬山镇守使部任侦探大队长，不到一年，就升任营长。1909年，恰逢四川总督锡良调任云贵总督，于是龚辑熙以营长职务调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官，为军界培养了大批将才。当时川籍学员朱德、杨森都是他的学生。虽是师生，龚辑熙与朱德却结为金兰之交。40年后的1951年，已经以能海法师行世的龚辑熙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朱德对过去的老师竟成为一个身披黄色袈裟的大和尚颇感吃惊。

朱德

当天，他亲笔写了一张字条由秘书转交能海法师，上面写着：

你是龚辑熙吗？我把你认出来了。请你去我家作客。

朱德

能海对朱德的秘书说：“现在建国复兴之初，有许多事要朱德去操劳。我，一个出家人，就不去打扰他处理国家大事了吧。”第二天，朱德来到四川组和能海单独谈心。朱德风趣地说：“国家事重要，私交也珍贵啊，这两件事一点也不矛盾，不矛盾。”

他们从云南讲武堂谈起，谈到以后各自东西。能海两次率领高僧徒步翻越雪山到西藏、尼泊尔、印度学法，成为世界佛教界一流高僧。朱德率领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成为抗日民族英雄。

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

1911年武昌起义后，四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政局动荡，政府不断更迭。先是督军赵尔丰退位，蒲殿俊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任都督，接着尹昌衡平息兵变杀了赵尔丰继任都督，扩编了军队。龚辑熙随援川部队由云南回到四川，任第四镇管带(营长)，在成都驻防，后升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

彼时，四川军阀混战，战火遍及全川。人民在战乱之中受尽苦难，而军阀只想扩充实力，扩大地盘，互相残杀，互相吞并。刘湘在混战中一升再升，由营长升为军长，以至川军前敌总司令，为了巩固军队基础，把原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尽量招纳进来委以重任。龚辑熙也被招到刘湘部下。由于龚辑熙已开始信佛，不愿当带兵官，只任了幕僚职务。

袁世凯

当时，袁世凯称帝阴谋日益暴露，龚辑熙力主讨袁，但川军将领畏缩犹豫，迟迟未动。龚辑熙羞愧于无功受禄，报国无门，面对国弱民穷的社会现状，想到我国自古以农业立国，于是返川与好友乔毅夫一道，在成都西门外王家岗（今金牛区金沙村）买地38亩，并从上海买回剪草机等农业机具，悉心务农，走农业救国的道路。当时社会纷乱，群盗遍地，一夜之间，将农业设备洗劫一空，好友乔毅夫险些丢掉姓名。

1914年7月，龚辑熙调北京将军府（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颁令撤销全国各省都督，在北京设立将军府，直隶于大总统，为“军事之最高顾问机关”，实际上是一个荣誉机构。凡将军不兼其他职务者，任职于京师将军府，无实权，藉以加强集权）出任顾问，代表刘湘与各方周旋。龚辑熙常常奔波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之间。彼时，龚辑熙开始涉猎佛书。

参禅

二、出家求法，沟通各地文化

1914年，友人谢子厚告诉龚辑熙，佛源法师（四川涪陵县人，清末民初得道高僧）在成都三义庙讲经，希望其有暇往听。起初，龚缉熙并不在意，一日骑马偶经三义庙，见善信多人入庙讲经，忆及谢子厚之言，乃下马入内，姑站在大殿外听之，听了一阵，不觉进入殿内，在后排坐下。再听下去，殊有义味，不觉移于前排。以后日日往听，对佛法大意渐有领会，进而开始热心地研习佛法。

1915年，龚辑熙受刘湘委派，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和实业。然而，到了日本他却对那里的佛教盛行颇有感触。于是，在日本只待了半年便回到北京。龚辑熙认为，实业救国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遂立志于佛法救国，通过佛法救治人心，人心正则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回国后，龚辑熙每到一处总是竭诚访求名师，研习佛法。龚辑熙常常每天徒步往返40里，去北京大学听哲学教授、佛学家张克诚（四川广汉人）教授讲佛经哲学。张教授赠其所著《佛教的成唯识论》《法相宗弥勒学提要》，龚辑熙日日研读，如获至宝，感叹“宇宙人生奥妙，竟在佛法之中”，渐渐萌生出家之意。

北京大学

1923年，大佛学家欧阳竟无先生在第四中山大学（现南京师范大学）讲演，从当前的生活问题，到将来的生死大事均有所涉及，内涵广泛精深，引起海内外很大反响，龚辑熙很受震撼，决心献身佛教事业，走以佛法拯救人心而救国的道路。于是毅然辞职返家，说服家人变卖家产得3800大洋，在成都与刘洙源、谢子厚诸居士发起创设成都佛经流通处及少城佛学社，社址在少城公园（今成都人民公园）内，常延请法师、居士在此讲经说法。其时，为便于听闻佛法，多居寺中，曾对人言：“每闻钟声，辄动出家之念。”

成都人民公园

1924年，经过与家人再三沟通，按照姐姐“必须给龚家传宗接代”的要求，龚辑熙在39岁得子40日后，即毅然割爱离家从涪陵天宝寺住持佛源老和尚剃度出家，法号能海，字阔初。家产除了酌留妻子生活费外，悉数捐助成都佛学社。后又投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后其两位夫人亦在爱道堂出家。受戒后，能海更决心献身佛法，挽回世道人心，以期在人生根本问题上，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

能海法师由军官成为佛门弟子，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原因，他早年在陆军速成学堂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国民革命。后来，川军中拥护袁世凯的将领反对国民革命，积极出兵作战，速成学堂同学中同情国民革命的被杀不少。能海法师看到昔日同窗惨遭杀戮，血流成河，内心悲痛，转信佛法。另外，能海法师家庭不幸，厄运连起。他元配夫人庄氏早逝，留下一女，后娶张氏，又娶庄氏之妹，生下一子，和他感情很好，没想到一病不起，这使能海法师陷入极度伤感之中。他受到政治、家庭两方面的刺激，一遇到“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的佛家妙旨，便萌发了剃度出家的念头，以便解脱内心的苦恼而发心向佛，以期“自利利他”。

能海法师青年时期出家像

从此，能海上师深入经藏，探索奥义。他遍览中国各宗经论，深究细学，犹感不足。当时内地佛教旧有诸宗，都缺传人，无师传授。印度由于战乱和教派纷争，后期佛教多传入西藏，印度高僧频繁来藏，师师相授，代有传人。于是，经过一番衡量，能海决定进藏取经。

三、进藏取经，历尽千辛万苦

1927年秋天，能海邀约同受戒的永光、果瑶等五位和尚到康定跑马山与大勇法师一行同往学法。到达打箭炉（即康定）从降巴格西学习藏文、藏语和对话等。结业后于1928年回川筹备经费。

第二年春天，能海与大勇等共17人启程入藏。当时川藏没有公路，不通汽车，只能步行。他们从康定出发，刚行了一天路程，即被藏兵阻挡。于是只得昼伏夜行，绕道昌都。沿途忍饥挨饿，采摘野菜野果，风餐露宿，探路前行。跋涉日久，他们的肤色已成紫黑，与藏胞无异，加上都会一口流利的藏语，被沿途的藏民误认为从打箭炉跋涉归来的西藏喇嘛。从此，关卡容易通过了，于是大家加速向拉萨前进。

喇嘛

1929年夏天，能海一行到达拉萨，他们即投拜于康萨仁波切座下，向他学习密宗经义（祖师为宗喀巴）。康萨喇嘛早有把密宗传往汉地的愿望，无奈物色多年，总找不到满意的弟子。这次能海要从康定进藏，他早得到通报，并且从各个方面了解能海。能海人到中年，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并且饱经沧桑，阅历丰富且有较高的文化，通藏、汉语言，基本条件是够格的。令他担心是，能海从军多年，官至川北清乡司令，一介武夫，跨入佛门，能否遵从戒行、冰消憎恨之念？如果这两方面功底好，那么自己衣钵接替就有人了。

拉萨布达拉宫

于是，康萨喇嘛决定对能海实施为期三年的考察计划。初次见面，康萨喇嘛给能海师徒四人授予了衣钵，表示十三寺已正式接受他们进寺。之后，大喇嘛缓慢而威严地发话：“能海接替水师头之职，三年为期。”说完转回自己禅房去了。

寺庙里近百人用水，必须水头僧从早晨不停地背到黄昏才够用。这对于四十多岁的能海来说，是不能胜任的。然而，能海既没有叹息，也没有皱眉。他咬紧牙关，背负着沉重的水桶，在那早已磨得闪亮的石阶上日复一日地攀登着。夜深人静，面对着如豆油灯，拖着似要散架的身子，还要诵读经文。他坚毅地承担了这漫长的苦难，总算度过了这一道关。

酥油茶

第二关是饮食关。能海刚来不久，对拉萨的环境逐渐适应，只是吃饭不习惯。西藏的僧人，对肉食不太拘泥，大酒大肉也不足为怪，但能海一直坚持素食，甚至连酥油也点滴不沾。康萨喇嘛有意布置，寺内斋饭接连三天以肉为饭，连糌粑也断绝，甚至茶也改做牛羊肉汤。能海三天内未进一点食，未喝一口汤，只是不断地喝自己背回的冷水，以解饥渴，并从未间断背水，看样子十天八天也难以改变他的信念。康萨喇嘛满意了。

第三关是亲情关。有一次，一个康定来的喇嘛给能海送来一封信。能海一看，原来是自己军校时同学潘文华的手笔。信中说，能海进藏前得罪了戴季陶和卫立煌，前几天重庆派人把他的前妻庄氏之墓挖掉，暴尸骨于荒野。希望他派人或亲自回成都一趟，一是收拾骨骸重新安葬，二是商议报仇之计。可是，能海泰然处之，一点反映也没有。随即康萨又把消息透露给能海的三个徒弟。徒弟们找能海请命，愿回成都处理那件事。能海却给三人讲了半天消除仇恨的佛家教义。

风雪转经者

其实，这些考验都是康萨喇嘛事先安排的。好在，能海通过了这些考验。能海得到珍贵的藏经后，便如饥似渴地学习，又随时得到康萨喇嘛的指点，进步飞速。他在拉萨住到1933年，才同徒弟们一起绕道印度，历尽千辛万苦，把三十三箱经书运回了四川。

1940年能海再次入藏，在拉萨继续从康萨喇嘛学密法，得传承衣钵。一年后遵师所嘱，携在藏所印《宗喀巴三父子全集》等数十函及法器回川珍藏于成都近慈寺。能海以其毕生的精力倾注在两项弘法事业上：一是建立道场，广传西藏格鲁派密法；一是从事译述，并在近慈寺创建译经院。

老成都

四、爱国爱教，促进祖国统一

1936年，能海回内地不久，即应五台山广济茅蓬住持广慧和尚的邀请，主持结夏安居，讲授《四分律戒本》《定道资粮颂》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法师不愿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毅然带领徒众回到四川，在僧俗二众人士的支持下，在文殊院下院石羊场近慈寺，开办“护国金刚道场”，率众每日诵经祈祷，息灾护国，并常赴成都、重庆、武汉等地主持“护国息灾法会”，宣讲《仁王护国经》，号召佛教徒抗日救国。

成都文殊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当时法师率弟子正在彭县修建龙兴塔砖窑处太平寺安居讲经，指导烧砖。抗战胜利的嘉讯传来，法师十分兴奋，立即招呼买红纸、鞭炮，并亲自撰联欢庆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搞地下工作的革命志士面临血腥镇压的危险，能海同情革命，曾在近慈寺掩护过革命志士，如张秀熟、李书成等同志都在近慈寺居住过。

1946年，能海联合各宗教僧众及佛教徒向国民政府呼吁，请求停止内战，恢复和谈。请求未遂，能海拒绝蒋介石之邀参加“宗教联谊会”。能海相信中国共产党，还尽力帮助共产党。1948年，有个叫成佛的僧人，国民党特务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将他抓走，能海千方百计托人把他救了出来。

蒋介石

1949年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时，能海积极配合解放军促成刘文辉和川军将领举行彭县起义，迎接解放军入川，和平解放成都，使百姓免予战争之苦。起义的标志是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发出通电，为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促进成都和平解放的因素很多，比如周恩来同志对“刘邓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长期细致的统战工作，人民解放军大迂回大包围挺进大西南对四川形成“南北夹击、关门打狗”态势，“刘邓潘”三位将军与蒋介石长期有矛盾而处境艰难等等。归纳起来，就是“形势逼人、政策感人、人心所向、水到渠成”。但是，彭州特殊的地理区位和龙兴寺的能海法师，对于起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绝不可忽视。

彭州龙兴寺

彭州地处成都平原与龙门山过渡地带，距成都市区22公里，是成都北向交通门户枢纽，南连新都、郫县，西临都江堰，东接广汉、什邡。彭州有3000多年历史，人文底蕴厚重。位于彭县城北的千年古刹，素有“七佛胜地”之称的龙兴寺，是信徒心中最神圣的地标。历史上，龙兴寺知名度很高，香火旺盛，是川西著名佛教圣地，是老百姓心中的净土。

从战略角度看，当时的彭州最适合屯兵打仗。一是物产丰富有利于屯兵；二是地形多样有利于打仗；三是距离适中有利于进退；四是古刹龙兴寺有利于隐蔽。因此选择在彭县起义是正确的，是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的高见；而从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等人入驻彭县龙兴寺到27日撤离，历时的这19天，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闪光一页。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后，蒋介石试图作最后挣扎，于30日从重庆飞逃成都督战，部署“川西大决战”。要在蒋介石眼皮底下策划倒蒋起义，风险太大，如果走漏风声，将功亏一篑。彭县有地理优势，战略位置好，进可一马直下成都，退可据守龙门山。

刘文辉（左二）全家福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都是四川人，熟悉家乡山山水水，在蜀中经营多年，分别担任过四川省主席，在四川威望很高，一呼百应，与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关系密切，并且与中共地下组织和民革、民盟负责人一直保持联系。特别是周恩来长期耐心细致做他们的统战工作，感情深，信任度高。1949年12月7日，蒋介石察觉刘文辉、邓锡侯有“不轨”行为，立即通知他们于下午4点赶到成都北校场开会。刘、邓当即识破阴谋，商量决定立即分别北上彭县，共谋起义大计，随后潘文华也前来会合，龙兴寺顿时成了起义军总部。

当时龙兴寺僧人不分昼夜，殷勤接待安排食宿。12月9日，“刘、邓、潘”三将军在龙兴寺发出起义通电，西南战局为之大变，直接推动了27日成都和平解放，千年古城成都完好无损，创造了军事奇迹。三将军离彭时对龙兴寺众僧说：感谢你们支持，起义取得圆满成功，我们要上报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别保护好龙兴寺。”作为川军前辈的能海法师当时恰在龙兴寺讲经，也参与了起义大事。

能海法师

能海法师在成都近慈寺建立金刚道场，引得信徒无数，其中包括四川一些军阀如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田颂尧等军政要员，因佛教信仰与能海法师多有交接，或上庙拜访，或听经捐助，或请到家里相聚，在能海周围形成一个交际网络，在能海旗帜下找到“烧砖、培佛、建塔”的聚会理由。川军将领刘文辉与刘湘是叔侄关系，刘文辉一生把佛事作为自己生活中的大事，随行常有喇嘛，每到一处必设经堂。当时龙兴寺庙宽房广，既适合驻扎大队人马，又便于接待客人，同时彭县又是邓锡侯第95军防区，因此“刘邓潘”很早就策划把成都起义地点选在龙兴寺。

此外，潘文华对他同学能海法师非常敬重，两人早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就结为金兰之交。当时能海在中国政界和佛学界享有很高威望，他绝不想让“川西大决战”使成都遭殃、百姓受苦。对此潘文华非常清楚，当潘文华把这个最高军事绝密告诉能海时，这位高僧自然表示支持和拥护。能海说，彭县是邓锡侯将军的驻军防区，佛教庙宇不会引人注目，在龙兴寺策划起义万无一失。能海法师吩咐年轻徒弟、龙兴寺住持正乘大和尚洒扫庭除、挑水买菜、备用食宿所需，把寺内方丈室作为讨论军机的密室，把藏经楼二楼作为总指挥部。“刘邓潘”及其部属汇聚龙兴寺后，龙兴寺即成为成都起义大本营。许多对蒋介石统治不满的四川爱国人士也通过不同渠道来到彭县。在彭县起义中，能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潘文华

此外，1949年解放前夕，能海法师还以讲经形式入巴县监狱探监，保释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2月7日，能海不顾旅途劳累从彭县赶回成都，设法营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共产党人王干青。他们同是绵竹老乡，也是好友。可是，当天晚上，王干青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后来，能海法师专门为这些死难烈士念经，以示超荐哀悼。

成都解放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人来见能海法师，商谈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能海法师给西康、西藏的友人写了一封信，说明共产党保护宗教的立场，要他们配合进藏部队，和平解放西藏。同时，能海法师建议进藏部队要执行宗教政策，还建议把班禅接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