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是如何爆发的?对当下有何启示?

2011年欧债危机是如何爆发的?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是欧债危机的导火索,但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及意大利等债务国人口结构和制造业空心化才是债务危机根源。此外,评级遭调降是催化剂,2011年欧洲央行不恰当的加息行为则是压倒债务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上述因素共振下2010-2012年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并推动了欧元区经济危机,迫使欧洲进行财政货币化。

欧债危机是如何化解的?

欧央行给予财政货币化支持、EFSF及IMF作为最后担保人提供贷款缓冲化解各国债务的短期风险;财政赤字和债务约束对各国债务危机再度爆发形成了长期控制。

自2011年11月德拉吉接任欧洲央行行长后欧洲就进入了降息周期。2011年Q4开始欧洲央行启动了多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2014年6月首创了更为支持实体经济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并于2015年1月开始欧洲版QE进行财政货币化。截止2019年10月,ECB持有的意大利、西班牙及爱尔兰国债分别占其供给量的21.9%、30.1%及23.8%。此外,2010年5月由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SM),并设立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由该基金和IMF等机构向各债务国提供贷款、担保,成为各家债务国的最终担保人。在获得欧洲央行压低债务成本、购债支持,以及EFSF及IMF提供担保贷款缓冲后,各债务国的国债收益率逐渐从高位回落。各国主权信用评级也开始进入回升阶段。

此外,为了防止欧债危机卷土重来,亦为了给最终贷款担保人以交代,在欧债危机发酵后,欧盟委员会开始更为严格的执行《稳定与增长公约》(SGP)规定,约束欧元区成员国财政赤字及债务规模。

若欧盟未能及时救助,不排除欧债危机蔓延的可能性。

尽管2010-2012年的欧债危机发生在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及葡萄牙五国,但其债务违约风险并非同时暴露,而是逐个传导的结果。欧债危机始于2009年12月8日惠誉调降希腊评级,2010年3月24日葡萄牙评级亦遭惠誉下调,2010年7月19日穆迪调降了爱尔兰评级,且直至2011年3月4日及9月19日西班牙及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才分别遭到下调。从时间顺序上看,欧洲主权债务风险的爆发具有相当明显的传导性。若欧洲央行未能及时推行财政货币化及其他救助方案,主权债务风险也很有可能向其他成员国蔓延。

欧债危机对当下的四点启示。

第一, 债务风险属尾部风险、且具传染性,政策只能解决问题但无法避免风险。政策一般在确认风险后才会出台,否则可能存在较大的套利空间。欧债危机发酵于2009年12月8日希腊主权信用评级遭调降,随后在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及意大利扩散。可以看出欧债危机其实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尾部风险,并具有传染性。此外,从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央行和欧盟的政策措施来看,政策一定是滞后于风险的。也就是说,只有确认风险后,才会出现应对政策。政策制定者并不会为避免风险发生而预先推行政策,否则可能存在巨大的政策套利空间。

第二, 未来几个季度企业违约率将加速攀升,部分企业破产在所难免。以美国企业为例进行说明。疫情因素冲击下3月美国企业债收益率大幅回升,表明未来美国企业信贷违约率或进入加速上行期,对应美国经济衰退期。其余各国情况类似。在美联储实施宽货币及宽信用操作后,美国企业信用风险暂时缓和;财政政策也极大地缓解了企业和家庭部门的现金流压力。但是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相当于令经济“休克”,各国暂时无法正常开展多数经济活动。美联储出台各种宽货币、宽信用的政策疏导,是“救急不救穷”的政策;财政救助也无法改善企业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从目前的疫情数据来看,不能低估疫情持续发酵的可能性。这将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出现进一步恶化,也将引发更多企业评级遭下调。参考欧债危机的经验,政策端或许可以出台更多“应对”政策,但不会在事先“避免”所有企业债务风险,因此部分中小企业破产或在所难免。即便疫情迎来拐点,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也不会立马结束。

第三, 部分新兴国家主权债务风险或亦难避免,最终或将由全球买单。在疫情冲击下3月以来已有10余个发展中国家遭到评级下调,其中以产油国居多。3月27日南非及英国也因疫情导致经济基本面恶化遭到评级下调。评级遭调降是主权债务风险发酵的催化剂,而疫情持续时间越久遭调降评级的国家也将越多。若发达国家出现债务问题,其央行或进一步财政货币化。但若新兴国家爆发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最终或将由IMF等国际官方机构出面为其进行担保贷款,但这也意味着将由全球为其买单。

第四, 疫情或为全球三大部门的杠杆水平拐点:企业去杠杆、财政受约束;居民宽信用。疫情阶段,各国央行及财政对企业部门进行了信用支持;一旦新兴经济体爆发主权债务风险,IMF等国际权威组织也可能给予支持。参考欧债危机后的约束机制,预计疫情过后,多数国家企业部门及新兴(乃至部分发达经济体)政府部门将进入“杠杆约束阶段”。但疫情带来的金融动荡甚至债务风险过后,各国将大概率重新放松金融监管、进入居民部门宽信用周期以获得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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